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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 《立春》

时间:2018-02-06 20:00:05 作者:榴琏娱乐 阅读: 3878 点赞: 52 分享: 55

顾长卫导演的《立春》是一部气质独特的电影,它于不动声色之间囊括了一个宏大的命题。导演通过小城音乐老师王彩玲逐梦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爱与被爱、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诸多矛盾。而在这些矛盾中,又蕴含着同一性。

一、主题艺术

许多人把《立春》归为现实主义电影。杨远婴曾对《立春》的主题做过归纳:“《立春》的主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外省与首都。这样的主题在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作品中被无数次地书写。”

然而正如朱光潜所说:“一切真正的艺术都必须要反映现实,要有客观基础,浪漫主义艺术也不能例外。同时,一切真正的艺术也都必然要表现理想,具有一定的教育目的和倾向性,现实主义艺术也不能例外。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分起于对客观现实与主观理想各有侧重,侧重并不是对另一方面就完全排斥。”因此不能简单地给影片贴上“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标签。

影片中所表现的小人物的挣扎、现实社会的残酷无疑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忽略了片中的理想主义。王彩玲就是一个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人物,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要被调去中央歌剧院了”,在生活中也不屑于与普通人交友。在进京求职未果后,她依旧在家中一边唱咏叹调一边剪裁着自己的“演出服”。

片中还有许多王彩玲式的人物,他们都在不懈地与现实作着抗争:如从小热爱芭蕾而不顾世人误解坚持舞蹈的胡老师,怀揣着美术梦想但数次未考上中央美院、喜爱朗诵与唱歌的工人周瑜⋯⋯

导演说:“《立春》讲的这群人都是这个城市里不那么安于庸常生活的人,他们会让这个城市在庸常的日子中多一点生机、多一点异样的色彩与光泽。”

王彩玲是其中坚持得最好的一个人。她最后虽然也向现实妥协了,但是用了她自己的方式:领养一个兔唇的女孩,教她唱儿歌,带她去北京天安门。在小女孩唱的儿歌中,我们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丝王彩玲的气息。

影片以一个幻想的场景结束,即王彩玲穿着华丽的礼服在北京歌剧院演唱她热爱的歌剧。这个理想并未泯灭,而是深深埋在了她的心里。这是属于普通人完成梦想的最好方式。

在人就是自然时,这种协调是现实;在人追寻自然时,这种协调就只是一种理想或观念。因此素朴诗人所反映的是直接现实,感伤诗人所反映的是由现实提升的理想。

对现实加以理想化就是把一般的和无限的东西体现在个别的有限的现象里,不是从现实中抄袭任何偶然的现象,而是塑造出典型的形象。王彩玲正是一个兼具现实意义和理想意义的典型人物,她代表了一系列具有相同理念的人。

因此,可将《立春》看作是一部既映射社会(用一段特定时期的历史表现出永恒的主题),也表现个人(把生活中的众多人物浓缩成典型)的电影。导演在还原生活本质的同时,不乏一种对悲喜交加的人生的悲悯情怀。生活本身是残酷的,但总得有一些值得我们坚守、眺望的价值。它们就像灯塔,照亮了生命的黯淡长路。

1.等待立春的独白

“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还没有春天的迹象,但是有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被自己给感动了。”

虽然影片开场所出现的北方还看不到春的景色,但从主人公的独白中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春风吹过,春在萌动,看到了主人公等待已久的希望。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

王彩玲期待春天的到来,似乎真的在这个季节里她的人生轨迹会发生某种变化,这是充满生活热情的人对春天的寄托,对未知生活的期盼。

影片中设计了王彩玲以独白的方式表达内心情感的这两段独白很好的切合主题,以立春为主线引出人物内心由于季节的更替所带来的神经触动。简短的几句话将人物内心的情感描绘的细腻、丰富而又饱满,表现出她对改变生活现状的渴望。

2.艺术存在的理由

影片在拍摄王彩玲边弹边唱时那份专注的用情;胡老师在自我解脱后独舞的释放,他们所展现的艺术都是那样的美,非常具有感染力,她们深深地热爱着自己所从事的艺术,但在别人眼里却被视为另类,艺术家内心的火热与观众的漠视与不解,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影片采用了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形式来表达中心思想,让观众陷入深思——艺术存在的理由。

影片中所涉及到的意大利歌剧、普希金的诗歌、芭蕾舞、油画,这些都是西方的经典艺术形式,但在电影剧情所发生的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西北欠发达的城市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中,西方艺术的存在与中国国情需求的矛盾对比激化了影片的中心主题。

艺术存不存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更何况是西方的艺术形式,在人们还不能够理解这些艺术所存在的缘由时,更不可能奢望会有人接受并和艺术表演者产生共鸣。

可喜的是在那样贫瘠的岁月中,我们仍然从影片中看到了人们对于艺术的敬仰与追求:黄四宝一个普通的工人对油画执迷,周瑜会背诵普希金的诗歌,艺术成为了一种对于平庸生活的有力抗争,并且成为点燃心灵方向的火光,这是影片中对于艺术存在的理由的回答。艺术是需要土壤的,那就是具有一定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的观众。如果有欣赏艺术懂得艺术的观众,就不会出现王彩玲动情的歌剧演唱换来的是广场上人群渐渐疏散到空无一人,也不会让胡金泉为了摆脱世俗的鄙视目光,不惜把自己葬送。

是环境造就了他们扭曲的心灵,让艺术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是影片中我们依然看到王彩铃被剧院领导拒绝后凄婉悲痛的歌唱,看到胡老师在监狱里穿着布鞋垫起脚尖起舞的一幕幕,一种不言放弃的梦想让观众感染到了艺术已经代替了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寄托,我们再一次得到答案。

3.人生的选择

影片通过几个代表性的人物反应了这个社会上成长的各种经历和各类人,每个人都有理想,有的人坚持之后,迫于生活的压力最终选择放弃,比如像黄四宝这样的人。胡金泉虽然热爱艺术,但是被不能接受他的这个城市里的人愚弄的痛苦不堪,以致他把自己看作是别人咽喉的一根刺,最终他选择在这个世界上麻木自己,这是弱者的生活态度。还有些人始终不放弃,虽然一路艰辛坎坷、怀才不遇,但一直坚守着最初的理想,像王彩玲这样的人,平凡的人活的不平凡。影片中通过这样几种不同人物性格的比较,反映出不同的人生选择。

剧中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将王彩玲的外表有意丑化,但却塑造了她绝好的嗓音和一颗善良的心,因此我们的视线并没有停留在他的外表,而是更多地被她的生活追求所感染。这样的一种互衬手法让观众更加钦佩这个有梦想并敢于坚持的女人。她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却无奈未能实现,渴望爱情却找不到爱自己的人,在诸多的失意后,影片指引我们寻找她另一面的坚持:给予爱。她为心爱的人做人体模特;对同样有着高尚追求的人敞开心扉;为素不相识的癌症女孩圆梦并倾囊相助;她在过年回家的时候为父母送去一份孝心;领养一个孩子让年迈父母感受天伦之乐⋯⋯影片塑造了一个真诚而善良,率真而执着,内心情感丰富的女人,她在教会我们被生活抛弃后该怎样选择生活,她的人格魅力再次征服观众。

影片在美丽和丑陋,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激化的过程中,体现了主人公鲜活人物特点,虽然命运对她不公平她还是在生活中找到了幸福的所在。在他所遭遇的不幸和幸福中,王彩玲人物形象的塑造感染了观众。对于她的人生来讲,立春的到来,似乎是真正重生的开始。

二、从审丑角度看《立春》中的人物形象

美的事物总是为人们所喜爱,传统的审美对象都是和谐的,比如中国古典诗歌中静谧的大自然,抑或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等。丑作为美的对立面或依附品,一直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随着美学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审美心理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和复杂,审美的范围不断扩大,艺术欣赏的再创造程度日益提高,非美以至丑的对象日渐成为审美对象,这既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美的领域在扩大,也表现了人们心灵中审美能力的提高。

莱辛提出:“艺术在近代占领了这个较宽的领域。人们说,艺术模仿要扩充到全部自然界,其中美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真实和表情应该是艺术的首要表情。”

自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首次化丑为美,文学和艺术的主题越来越多地用来表现丑的事物。这种丑,既可以理解为形体上的丑,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也可以理解成行为上的怪异、心理上的病态、思想上的不健全、生活上的不合常规等,比如陀斯托耶夫斯基笔下的诸多人物。审丑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审美,是一种异化的审美,同样可以给人带来快感,影视作品中的“丑”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立春》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审丑精神的影片。

影片的主角王彩玲就十分丑陋:身体臃肿、脸上有黑斑、龅牙突出,还带着一口浓重的方言腔。这个形象首先就容易引起人们排斥、厌恶的心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彩玲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当看到她对梦想的执著追求时,人们又会产生怜悯、同情的心理,丑在这里又起到了反衬美的作用。

无独有偶,片中许多人物都有丑的特征:光头的“癌症”女孩高贝贝、肥胖的钢铁厂工人周瑜、被人视为异类的芭蕾舞老师⋯⋯平衡和谐的美感被破坏了,真实感却出现了。这些人物虽是丑的,但不能说是恶的。相反,恰恰是这样的形象在美学概念中才是丰富饱满的。丑带给我们的视觉冲击与复杂的心理反应融合在一起,形成矛盾。影片的张力就产生于它带给我们的微妙的心理变化过程中。当表层话语的真实感与内在意蕴的超越性结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惊人的艺术效果。

导演顾长卫认为:“有很多荒诞的、写意的东西。关于漂亮和美,有很多词来形容,我觉得用‘质感’来形容更准确。时代发展变化太快了,人有时候不经意会丢掉很多东西,有些东西如果捡回来,给整理干净了,仍然有质感。如果能把‘质感’传递出来,很朴素,有光泽,也会很美或者说是漂亮。

所以,与其说导演在片中呈现的是“丑”,不如说他追求的是生活与社会的细腻质感。

三、女性叙事视角

女性电影作为表现和反映世界的一种艺术样式,在历史中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开始改变旧有的从属地位,逐渐将自我的意志表现在银幕上,女性的形象、地位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的改写,而中国导演顾长卫其在作品中《立春》以自身细腻的笔触、深入的思考、丰富的画面,通过对“王彩玲”这一女性形象的重塑,强烈的挑战着传统主流电影的话语范式,阐述了在中国80-90年代这个急剧变动的社会中,女性的情感历程、生存现状。

1.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

主人公王彩玲是生活在北方小城市里一个普通的音乐教师,此外还是个普通到近乎丑陋的女人:臃肿、龅牙、满脸痤疮和黑斑,然而在《立春》所描述的影像世界中,她却不再需要展现自己的面孔与身体,不再是男人欲望的客体,不再是被支配的附属品,而是具有强烈价值判断的思维个体,具有自己生命追求的真实存在。

例如,在《立春》中,身材与相貌均无足取的“丑女”王彩玲为黄四宝当写生模特,而脱去了自己的衣服,这种一反常态的“丑与美”的颠覆,不仅让常态叙事中的猎艳从主导的地位退让到从属地位,更是实现了一种伦理深处的突破,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很多导演不可能也不愿意在作品中表现的。

因为一直以来,女性的身体被用作满足男性之情色需求与梦想的源泉这样的想法是公开可见的意象,这倒不必然是因为某种艺术界的‘男性沙文主义’的结果,而是在整个社会中,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的整体情势所致。男性形象含有权力、财富和统治等意味,而女性的形象则显示着顺从、被动和唾手可得。

如果说,处于男性视野中的美的外化只有美女,才能作为一个与男人并肩的生理意义上的“人”而存在,那么具有主体理想的女性则具备了更高层次的意义,以及精神上的、社会地位上的以及两性之间的平等与进步,而这也成为导演所表达的要点所在。

2.女性身份的颠覆化处理

女性创作视角是一种表达女性欲望的需要,是维护和树立现代女性健康意识的保障,也是凸现女性“看”的主权的必要途径。

尽管顾长卫镜头下的故事离不开爱情与性,但是我们仔细审视一下却可以发现,男女两性的关系都并不是唯一的主题与核心,尽管存在一定段落的描写,但是女性不再是作为被观看的色情对象而存在,而是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存在价值,能够和男人拥有平等权利的个体,也逐渐摆脱了父权文化制造出来的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

女主人公王彩玲不再是一个被装饰起来,以供男性观众以及所有认同男性观看立场的观众欣赏的对象,她的存在是为了体现自我的价值,为了一种生命意识的凸显,而并非是体现被看这种廉价的关注。

同时也正是由于导演并没有拘泥于男女关系的表述,才让其作品内涵更加丰富、主旨更为深广。主人公王彩玲对爱情表现出孩童式的,近乎“无厘头”的看法,也正是王彩玲这位看似丑陋的女人,主导了她的爱情与生活,掌握着与黄四宝等男性个体之间关系的进度与尺度。

整个影片中,王彩玲的视点、体验更多地代替了传统的女性被当作“玩物”,而以王彩玲为核心,展现了一个女性可以控制的世界,一个女性个体的觉醒与追求。虽然《立春》中的女人心灵孤寂,在世俗世界的或冷眼或强制中渐渐袒露着她们或孤独或隐忍的人生,而结局又常常和我们最初的猜测大相径庭;于是在人们,特别是男性观众面前,这些影片就独特地展示出我们自以为早已了解的那个女性世界的另一些形态和面貌。

同时在《立春》中,虽然王彩玲在一开始就放弃了“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尽管在社会的主流体系中,这两种称谓是女性最重要的身份标识,但是具有强大内心的王彩玲从容地突破了这些羁绊的限制和阻碍。到最后,王彩玲与领养“兔唇女”成立了真正的家庭,才是作为保持自我的王彩玲在选择和努力之后所得到的真正归宿。而且从人物形象上来说,顾长卫在电影中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导演审美印记的、区别于传统定义的女性形象,丑陋的王彩玲,不够美艳、性感,却拥有着不为人知的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

她最初表现出的冷漠和蕴含在歌剧中的力量,被代表着主流话语的周围人认为是“无聊的”;一路以来为了圆自己的歌剧梦而遭受的坎坷,但不曾熄灭的对理想的渴望在不屈不挠的努力下终获圆满。在顾长卫的镜头里,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承载着导演的所思所想,也寄托着导演美好的批判与思考,努力改变着传统女性自怨自艾、模式化的家庭妇女形象。

3.男性角色的独特解读

在作品中,无论从镜头到故事,都在书写着女性自己的思考与追寻,相对来说,男性则暴露出更多的弱点,例如奥斯卡获奖影片《安东妮亚的家族》就是这样一部独特的女性电影,导演戈瑞斯在影片中建构了一个男性被彻底悬置的纯粹的女性世界。这种女性王国同样由于其彻底性和纯粹性,因而注定在迄今为止仍是男性话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只能是一个乌托邦,一个试图瓦解并最终颠覆男权世界的女性乌托邦。

然而在《立春》里的黄四宝虽然非常落魄,但影片中的男性受到了导演的特殊关爱,因为他们并非导演所树立的女主人公的对立面。正是因为这种平和的意识,顾长卫的影片才会显得大胆而不前卫,成熟而不先锋。因为,他的女主角没有将男性从人生轨迹里剔除出去,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生硬的出走的女性,而是能与男性与社会和谐相处、但又不乏独立的新女性。女性并非要战胜男性获得整个世界,两者处于一种对等的状态,共同追寻爱与平等,这显示了创立一种男女平等新模式的可能。顾长卫以导演的人文情怀,通常在影片结尾给予男女主人公独有的关爱,让他们得到观者的同情。

《立春》里王彩玲为黄四宝当模特,这样的设置是一种对于构建两性和谐平等关系的象征,但是将其解读为女主角对男主人公的回归而更容易得到大多数人和社会的认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回归是基于一种新的和谐与平等,所以其在本质上是不同于传统主流电影所设置的爱情童话的。如果没有看到这种差别,而单将之归为一个尽管短暂,但饱含圆满元素的爱情故事,则显得辜负了导演的深意。毕竟,顾长卫不仅仅是着力于爱情故事的细微描述,其作品中的深刻与严肃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总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对这一点视而不见。

4.对于人物心理的深入关注

顾长卫特别注重对女性心理活动的关注,正是通过细致、连贯的心理刻画,这些女性形象即才得以丰满和立体。从《立春》中王彩玲看似平淡的面庞,到对着忘记的享受歌剧,可以侧面反映出顾长卫从来不会忽略在讲故事的同时,追踪女性的心理痕迹。

以往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电影作品中,女性形象都被男性高大的身影遮盖着,片中的女性或是男性追逐的作为成功象征之一的胜利品,或是需要男性来拯救以及帮助的对象。在这样一个两性差异事实上依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具有清醒的女性意识的导演,顾长卫自觉地以开放的独特视角去观照和抒写一个个真实而觉醒的女性形象,这些追逐自由、象征美好的女性,既是“天使”,也是真正的现代“人”,而其共同点正是代表着女性暂时无法实现的全部理想。

在表达女性的电影中,男性形象如何处理也是构成导演完整意图的一部分。一些导演以及表达女性的作品里都是设置一个男性的“缺席”或“不在场”,这样大刀阔斧的省略在一种男性尤其是通常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的缺席语境下,的确提供给女性一个较大的施展空间,但多少会显得过于“电影化”和人为化,由此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接近现实的语境,而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男女对比完全失调的电影个案。

波德威尔说:“叙事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个基本途径”。在许多的以女性为主体的电影中,所描写的女性角色不是为了对旧时代的贤妻良母歌功颂德,借以更加巩固父权的教化,就是刻画出一些特立独行、甚至是不容于当时的“坏女人”形象。

而《立春》中导演顾长卫通过写实的传统表现手法,结合自身的表演优势,对女性生存现状这一传统主题展开另类的诠释,同时写实中所表现的故事抛却一切主观讲述,以纯客观地反映将受众拉入事件,从而获得了观众心灵与感官的震撼,达到了在对主人公情欲矛盾的突破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出叙事中对常态价值体系的颠覆的创作突破。

四、声乐的作用

音乐和画面一起组成了感人心弦的电影,二者相辅相成。在优美音乐的衬托下,唯美的画面才能更深入人心,带给观众舒适的听觉与视觉效果。顾长卫的第二部电影《立春》就在声乐配合上有极佳的表现,电影中细腻的镜头加上恰如其分的声乐,完美地表达了影片主题,也成功地塑造了人物形象。

1.《立春》中声乐对电影主题的生发作用

声乐能够让观众在接收视觉形象时补充人物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的变化,有助于电影塑造更为鲜活的形象,揭示电影主题,是一部成功电影必不可缺的因素。电影《立春》主要是描述女主角王彩玲对西方艺术的执着追求,影片中就运用了大量艺术歌曲,与剧情相结合,在成功塑造人物的同时也很好地促进了电影主题的生发。

a.电影声乐歌曲参与了人物与环境的冲突

王彩玲在广场演唱《乘着歌声的翅膀》时,观众已散至寥寥,只有她还在孤独地继续唱着。这时,音乐与歌声充当了人物情感的表达,渲泻了人物内心的凄凉。影片将音画结合,将美丽的歌声与现实生活的残酷进行对比,折射出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距离,也揭示了阳春白雪式的艺术与下里巴人式的情调之间的矛盾,强烈的对比引起了观众深深的思索。电影最后,导演给王彩玲安排了一个梦的结局,她站在艺术殿堂上深情地演绎着,这时,电影音画之间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强烈的对比,人物与外部环境的冲突也得到缓解。如此手法,旨在给追求理想的普通人以一个美好的梦,无论这份梦想是否实想,都让人感动。

b.电影声乐歌曲参与了情节的推进

《立春》出现在影片开头,在情节发展方面有着多重作用:表明女主人公王彩玲的身份、职业以及歌唱水准;因美妙的歌曲而引起文艺青年周瑜的关注,从而展开故事;最重要的还是揭示电影的主题,即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对春天、对未来都充满无限期待和渴望。而后,声乐课堂上,王彩玲教学生演唱《立春》,其歌声欢快高昂,且画面上她佩带的明黄色丝巾也以亮丽的色彩暗示着人物情绪。这一镜头与影片开头的独白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掩藏了悲剧性,可以看出,此时的王彩玲,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对艺术还是充满追求的。同时,王彩玲的歌声在此刻也与沉闷封闭的小县城、与自身的生活处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华丽优雅的音乐象征着女主人公对高雅艺术的渴望,但是实际生活中的她却在这个灰蒙蒙的没有活力的小县城过着难觅知音的生活。这样的矛盾一步步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c.电影声乐歌曲对人物命运的烘托

《献身艺术,献身爱情》这首歌曲总是在影片最让人失望、伤心的时候出现,它不仅推动了影片走向高潮,也将主人公身上的悲剧色彩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彩玲来到北京歌剧团寻求工作,而她演唱后却没有收到预期的回应,无奈之下,她以歌声唱出了她的无助与绝望,这似乎就已经预示了她的悲惨命运。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圆了王彩玲以及以她为代表的一群人的梦,同时也辉映了电影名字“立春”,昭示了其深层涵义——春天的意义不在于它有多美,而在于你有没有看到希望。

2.《立春》中声乐对电影叙事的推动作用

声乐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集音响学、物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元素于一体,而这一特性使声乐在与电影融合时便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立春》中,声乐恰如其分地介入,成为电影叙事的另一个媒介和助推器,它不仅在烘托渲染气氛方面效果鲜明,更在情节发展、人物刻画上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a.烘托和渲染气氛

在电影中,音乐与画面往往是同步进行的,故音乐在情感上必须与画面风格保持一致,以增强电影画面的表现力,起到烘托和渲染的作用。

以《立春》中的咏叹调为例。《献身艺术,献身爱情》这首咏叹调曾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周瑜让王彩玲教他唱歌,在学校琴房里,王彩玲深情地、全身心地给为他演唱了这首曲调。演唱中的王彩玲,似乎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将自己对命运的倾诉融入到了歌声中,她在歌声中陶醉,忘我。这里,这首来自歌剧《托斯卡》中女主人公托斯卡的咏叹调成为了王彩玲的咏叹调,成了她对命运的质问,非常圆融地将整个电影稍显悲壮的画面烘托了出来,让观众在声乐的回环中渐渐走入了主人公的内心。

咏叹调第二次出现是王彩玲在报考歌剧院被无情拒绝后,她无比失落,在难过与无助中她通过歌声唱出了自己的脆弱与绝望。歌声在这里充当了主人公内心独白的媒介,同时也丰富了电影画面的表现力,电影情感与画面氛围在故事本身之外拥有了另一重表达的空间。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咏叹调的故事原型对电影氛围的烘托也有着不可埋没的功绩,普契尼笔下的托斯卡是一位悲剧人物,而咏叹调则是她对生命的哀叹:“上帝啊,为何你对我一点儿不怜悯?”由此,哀与怨、无助与挣扎成为《立春》久久散不去的情绪。

咏叹调第三次出现是影片结尾:王彩玲穿着华丽的礼服,站在高贵的礼堂里放声歌唱,一切仿如梦中,这也确实是导演送给王彩玲以及以她为代表的一群人的一个梦。片尾的华丽与电影中的奋斗、挫折,相形而立,烘托了悲剧感,但同时也是一种希望。

b.刻画人物形象

《立春》成功地塑造了王彩玲这样一个样貌丑陋,却拥有音乐天赋和音乐梦想的一个女性形象。王彩玲人物形象的一步步丰满始终与剧中的音乐相系,音乐成为她人生、命运的一种表达。而电影中声乐的运用非常恰当地诠释了她对命运的不甘、无奈与绝望,如选自歌剧《水仙女》的《月亮颂》插曲,其原词曲主要表达了主人公鲁萨尔卡对爱人深深的思念,她恳求月亮留一会儿,告诉她爱人的去处,并让月亮代她传言:“告诉他,在梦中想念我,哪怕只是一刹那”“告诉他,我在这里等待他”。歌词如凄如诉、如梦如幻。

这首声乐作品出现在在王彩玲爱情幻灭、进京无望之时,她躲进一个小歌厅,以酒精麻醉自己,在幻觉中她实现了梦想。《月亮颂》是她内心对爱情的渴望,她渴望找到一个避风的心灵港湾,歌词中那充满乞求意味的声声哀求正是主人公面对现实打击,与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后无助心态的恰切表达。

又如《立春》,在电影开头先是王彩玲的一段独白:“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之后街道的喇叭中开始播放王彩玲演唱的《立春》,明朗的女声飘荡在天空中,美丽的春天似乎就呈现在人们眼前。与小镇灰蒙蒙的天和毫无生气的人群相比,那歌声充满了无限美感。而之后王彩玲的现身,其容貌的丑陋与歌声的优美以及对艺术的追求又形成一重鲜明的对比,似乎暗示了女主人公追梦之路的坎坷。这一切,都将王彩玲这一人物形象刻画得丰满而深刻。

c.衬托或反衬人物内心世界

《立春》中的电影人物在情节发展过程,内心情感是跌宕起伏的,这种比较隐秘的心理变化过程,往往需要一些声乐来衬托,因此适时在电影中运用声乐,能够很好地帮助主人公抒发内心独特的感情,而且还能够加深观众感同身受的体验,强化影片的感情渲染力。如主人公到北京求职,遭到无情拒绝后,她唱的《献身艺术,献身爱情》不仅仅是对自己命运的诘问,也将主人公内心的无奈推向了高潮。当胡金泉哀求主人公能和自己假结婚遭到拒绝时,他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走在漫天大雪的户外,这时的背景音乐正是胡金泉孤独内心的表达。

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乘着歌声的翅膀》,这首声乐插曲充满浪漫情调,旋律清新流畅,节奏感十足,意境美丽动人,月夜水乡,涛声椰林,似梦似幻。电影中这首歌曲出现在一个小镇上,在王彩玲上场前,大秧歌是观众最感兴趣的,以致演绎芭蕾舞时,这个优雅艺术竟成了观众起哄的笑料,当王彩玲上场时,场下人已寥寥,但她并未放弃,依然忘我地唱起了《乘着歌声的翅膀》,似乎老天动容,在她优美的歌声中,雪花轻轻地飘落了下来,凄凄凉凉的环境折射出了她内心的苦闷,而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因歌声的反衬获得了深刻的展示。女主人公现实生活的遭际与优美浪漫的歌曲形成了强烈对比,深深地触动了观众的心,而电影所彰显的艺术魅力也得到了鲜明的呈现。

电影《立春》中声乐艺术对该部电影的成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其对主题生发、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物心理的呈现,都可谓恰到好处。电影中女主人公王彩玲在追求梦想、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历经了重重阻碍,理想与现实之间强烈的冲突与碰撞正是通过电影声乐与画面的结合而呈现给了观众,给予了观众强大的震撼,而电影《立春》也因音乐的渗入而使画面更具生命感和灵动性,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五、人物形象

电影《立春》是顾长卫导演的第二部作品,它与《孔雀》一样,反映的都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一群普通小人物在小城市的生活状态。《孔雀》讲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故事发生在安阳,《立春》讲的是九十年代,发生在包头,剧中以主人公,一个边陲小城的音乐老师王彩玲作为整部电影的主线,和她生命中出现的同样追求艺术之梦而不得志的几个人:多次报考中央美院却屡次落败的黄四宝,想要学习歌剧的工人周瑜,痴迷芭蕾却被人误以为同性恋的胡金泉,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想要成名的高贝贝。向观众展示了他们追逐自己梦想和实现自己价值的过程。

1.王彩玲——对唱歌痴迷的偏执女人

影片的一开始,是街道上密密麻麻的人骑着自行车的景象,这是中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真实反映,这种景象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群中的一位男子忽然缓缓停下车子,走向喇叭,听着广播中优美的嗓音,出神了。听着介绍,王彩玲以声音的方式出场了。接下来,在周瑜和黄四宝的讨论当中,王彩玲的形象映入观众眼帘。她奇丑无比,但却自信无比,抬头挺胸的迈着八字步向前走着,一副艺术家的样子。

当周瑜要拜王彩玲为师学唱歌时,她坚定地告诉他,她马上要去中央歌剧院,不会在这里久待。下一个镜头,她低声下气的去跟别人买北京户口。

《孔雀》里的姐姐与《立春》里的王彩玲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都是坚持自己梦想,并固执坚持的人。但王彩玲并不是空想主义者,宁折不弯的人,她也懂得在现实面前变通,她去歌剧院碰了钉子,转身走向中央音乐学院想找一个工作,什么都可以,哪怕是杂工。但人家问她有没有北京户口时,这也道出了她为什么愿意砸锅卖铁去买户口的原因。

她也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一心只想着唱歌的疯狂女人。当她碰到黄四宝,她尝试着愿意为黄四宝放弃北京户口。在他们俩一同去北京的火车上,她温情脉脉的看着黄四宝,把杯子递给了他,然后问他:“你会爱我一辈子吗?”当她听到的不是自己心里所想的答案时,她一把夺过杯子,这样的小细节,表明了她也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同样渴望爱情,就像对生活的期许一样,渴望一份不平庸的爱情,就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

王彩玲的每一个希望,每一次努力,都碰撞在现实的屏障壁上,被重重的弹退回来,使她看不到希望,感到痛苦和无力。她还是孤身一人继续着她的歌剧梦,直到有一天,她在家中胃痛得厉害,求助邻居,喝到隔壁男主人做的八宝粥,她开始转变观念,开始治脸上的黑斑、疙瘩,去婚介所,准备嫁人,可是邻居家的变故,让王看清了,男人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于是她选择了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单亲妈妈的日子,在天安门广场前与女儿在一起,让她感觉到了幸福。

2.黄四宝——执著中央美院,却屡次落败

黄四宝一直醉心于美术,但报考多年却始终未考上,他在困顿、迷失的时候碰到了王彩玲,两颗孤独的心走到了一起,在彼此身上,他们互相找到了理解、欣赏。但王彩玲却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他,终于在一次醉酒后,使得他再也无法继续执著他的艺术梦,背井离乡,离开了那个小城镇。多年以后,他成为骗子婚介所的老板,而恰巧王彩玲来到他的婚介所登记,他却只吩咐手下人“给他找个好的”。当他坐在车里手拿大哥大、戴着墨镜开着车在街上遇见王彩玲时,他却不愿意认她,走开了。

3.胡金泉——跟世俗生活水火不容的芭蕾舞演员

胡金泉的出场是尴尬的,周围的人以异样的眼光观看他跳舞,并不断地有人离开,而王彩玲的上场同样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同样的境遇让彼此成为朋友,但是当胡带着母亲去公园里散步时,却被别人当着母亲的面说自己是二胰子,严重的刺激到了他,紧接着他去求王假结婚,遭到拒绝,终于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让他彻底地绝望了,第二天,他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精心地策划了一场未遂的强奸,回应旁人对他性取向的猜测。编剧李樯说“看到结尾处你会觉得你也成了他了,曾经也这么被误解和被攻击过,但是没有勇气像他一样,反手给生活一记响亮的耳光。”“胡金泉是我们勇气达不到的延伸地带。”

4.周瑜——想学歌剧的市井代表

他是一个典型的市井民众,却也想从事艺术活动,他拜王彩玲为师,学习歌剧,其实是想追求她,他骗黄四宝的妈妈黄四宝闯下大祸,其实是诈骗了一笔钱财。但当听着王当面拒绝他后,生气的转身走掉。多年后,两人再在医院碰到时,俩人都抱着自己的孩子,周瑜的头发也剪短了,一副有女万事足的样子。

对比《孔雀》和《立春》,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一样的灰色调,一样的小人物,还记得《孔雀》当中的那些反映时代气息的生活细节,做西红柿酱,撮煤球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活,而在《立春》当中,也用一些小的细节反映时代特征,当王彩玲站在桥下和别人商量买户口时,旁边的墙上出现了一张第十一届亚运会的海报,上面印制着吉祥物熊猫盼盼。还有,当王回家过年时,电视上出现了赵忠祥、倪萍、杨澜共同主持的春节联欢晚会。让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年代,生活的细节,信仰,理想,希望,哀伤,挫折统统在影片中细腻的展现,我们回忆那个时代,讴歌那个时代,为这些普通人致敬,体验他们的生命经历,不论是王彩玲、黄四宝、还是周瑜,他们都在历经理想的破灭和生活的挣扎之后,回归家庭,走入平静的生活中。所有的轰轰烈烈,一切的爱恨苦乐,人生的挣扎享受,都已烟消云散,生活还是要继续。让我们体会到了片中的那种残酷的温暖。

六、三个“立春”

与电影《立春》中主人公王彩玲性格发展相伴的,是影片中虚实存在的三个“立春”。王彩玲的性格发展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立春”,王彩玲努力的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坚持自己的生活原则和信念,而这些又一次次遭受自生活的打击;第二个“立春”,王彩玲开始逐渐放弃自己坚持的信念,慢慢寻求通往世俗、平凡的路;第三个“立春”的时间概念在影片中是虚写的,这一年里王彩玲已经通过创造生活,成为一个普通的“平凡人”。从这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王彩玲对艺术、生活、自我追求的历程及其结局。从更深刻的层次讲,创作者对这三个“立春”的设计,是和1991年至1993年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相联系的。电影《立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大潮中,普通城市中艺术爱好者、追求者共同的命运,因此影片对于三个“立春”的用意是深刻的。

1.幻想生活阶段

影片第一个“立春”后的一年,无论从影片中出现人物的数量还是涉及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称得上是整个影片的重点。影片开始画面出现一个孤高、斑驳的凉厅,在昏黄的天色中和灰色的平房遥相对立,喻意着主人公王彩玲像这个亭子一样的对立这个城市的世俗生活。王彩玲自语道:“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有啥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这样的风一吹过,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王彩玲自己的感动,是源于她对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生活的矛盾,而她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一年里,共有三个艺术青年走进王彩玲的生活:周瑜、黄四宝、胡金泉。影片描写王彩玲和这三个人物交往的失败,反映出王彩玲对爱情、艺术追求的失败,为日后她思想、性格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周瑜朗诵普希金的《抒情诗1836》,表达了他们艺术爱好者对艺术的景仰之情。周瑜明显掺杂了方言的朗诵中透露出明显的不和谐,恰是创作者用来表现:周瑜对艺术纯真的景仰和现实条件的严重不相符的客观现实。周瑜对艺术的追求是有着功利性目的,他对黄四宝肆意诬蔑、趁机骗钱,反映出世俗社会卑污的一面。王彩玲断然拒绝周瑜求婚,是她竭力摆脱小城市平凡世俗生活的真实反映。

作为炼钢工人的黄四宝,有着凡·高般的梦想和追求。当黄四宝把一个废弃的塑料片流动看成一个生命的时候,王彩玲看到的是一颗能在灰色世界中创造生机的“童心”。黄四宝和王彩玲的根本区别在于,王彩玲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感知黄四宝的生活;而黄四宝面对王彩玲主动给予的帮助,首先想到的是艺术追求的需要:女人体模特。王彩玲对黄四宝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是她把艺术、爱情、生活同她正在生活的环境相联系。王彩玲和他交往的失败,是理想化生活追求的又一次失败。

真正动摇王彩玲信念的是胡金泉的悲剧。胡金泉是群众艺术馆的舞蹈教师,是一个将自己的生命和舞蹈艺术融为一体的“赤子”。他对自己的基层工作环境没有怨言,也不功利性的期望更高的艺术成就,是一个真正陶醉于艺术的人。但胡金泉得不到世俗社会的承认,使他无法承受世俗压力而自戗。凄凉的背景音乐中,胡金泉一个人在大雪中哭着走过曾经演出的红星电影院广场,然后完成了他策划的闹剧——假强奸。胡金泉对探狱的王彩玲说:“我这根鱼刺,终于从那些人的嗓子里拔出来了,我踏实了,大家也踏实了。实际上我挺高兴的。”他用普通舞鞋立起脚尖跳芭蕾,就像一朵被摧残的白玫瑰一样,在囚栏中灿烂的绽放。胡金泉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艺术追求和现实生活的矛盾,给了王彩玲极大的打击,成了她人生观、价值观转变的契机。

第一个“立春”的经历是王彩玲坚持理想、坚持追求的幻想生活阶段。在强烈虚荣心作用下,王彩玲一直用幻想和欺骗填补自己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之间沟壑。与黄四宝、胡金泉等人交往的失败,是王彩玲实现幻想生活的失败。

2.期待生活阶段

过渡到第二个“立春”,王彩玲开始逐渐接近并期待美好的世俗生活。镜头中突出凉亭通往下面平房城区的台阶,隐喻了王彩玲开始寻求通往世俗的路。1992年春节过后,她的生活开始慢慢向普通人的生活靠拢,如主动的美容并与隔壁邻居交往等。她如少女般期待着现实美好生活的降临,如王彩玲所说:“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并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王彩玲对春天的认识和感受,已经由去年的充满感动,转变为充满期待。

王彩玲拿自己用来改变命运的钱支持高贝贝参赛,是希望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到了高贝贝身上,可以看出王彩玲已经逐步接受自己生活的现实。在得知骗局真相后,王彩玲走进婚姻介绍所,意味着她已经正式向世俗平凡生活的妥协。但隔壁曾经恩爱异常的夫妻发生婚变,让王彩玲感觉到曾经羡慕和追求的婚姻生活是如此的虚幻和易碎,于是结婚的梦想也破灭了。她所期待的生活终于没有到来。

3.创造生活阶段

同前两个“立春”的处理不同,第三个“立春”的时间概念在影片中是虚写的,这从影片中人物衣着随季节变化的细节体现出来。这一年(1993),王彩玲收养了孤儿“小凡”。王彩玲说“叫小凡,平凡的凡”,说明她正式接受了生活的平凡。这和第一个“立春”时的憧憬、第二个“立春”时的期盼有着本质的区别。女孩“小凡”在影片中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小凡的兔唇,喻意生活的缺欠;王彩玲对兔唇小心的爱和笑,喻意她不仅接受生活的平凡,而且接受平凡中的缺憾;王彩玲把小凡的兔唇治好,喻意改造缺憾、重新创造美好的生活。瘫痪的父亲看着王彩玲带着小凡欢快的生活,麻木的表情下流下一行泪水,这是父亲对王彩玲当下生活的肯定。而王彩玲看父亲的眼神,也充满了感慨和懊悔。在泪水和对视中,王彩玲完成了思想的转变。

与思想转变相联系,王彩玲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质的转变。影片中王彩玲站在拉羊的小卡车里逐渐远去,喻意她接受了和最低等动物一起生活的环境,已经不再是那个昂首走路、靠荒言提高自己身价的“歌唱家”。车上的王彩玲背对着前方远去,暗示着她走向了一条连她自己都不清楚结局的路。从幻想自己是歌剧院首席女高音的艺术追求者,转变成卖牛羊肉的个体户,此时的王彩玲对“立春”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感慨,而是被世俗的生活淹没了。因此影片虚写第三个“立春”的时间概念,是符合王彩玲思想发展的。

4.时代背景的把握

影片重视时代大背景对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影响,是《立春》内涵深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在电影语言的运用上有明显的体现。影片中第一次出现的城市的远景:灰色的大片的平房,喻意此时的城市生活是灰色的、阴暗的、扁平的,没有一点生机。第二次出现城市的远景,已经在大片平房的右边出现了有着车辆来往的、通往外界的公路,喻意着城市开始走向开放。影片中第三次出现城市的远景:在大片平房的后面出现了整齐的、大量的居民小区住宅楼,阳光也不时从阴云中露出,给城市带来片刻的明亮。第四次出现城市的远景,已经明显透露出现代化的城市感,整个城市的基调是明亮、清晰、轻快的。这几个城市远景的运用,表现了时代背景下的城市化进程,透露了导演对时代的深刻把握。

电影对时代的把握还体现在一些象征性意味浓厚的镜头中,如王彩玲前后两次在天安门广场的不同情景。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天是昏黑的,远处的人影是模糊的,王彩玲站在铁围栏外面遥望明亮的天安门,武警、铁栏等喻意着她同北京生活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王彩玲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的镜头是两年后她和小凡轻松做游戏的场景:心情是欢快的,阳光是明媚的,游人在广场自由活动,围栏和武警没有了,广场上的人和生活也清晰了。这些喻意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王彩铃和北京之间已经没有先前那种绝对的隔阂。

总的来看,无论是片名还是影片的内容,电影《立春》对时间的把握是准确而深刻的,影片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历程。影片中的“立春”是王彩玲生活不同阶段生活的开始,而作为片名的“立春”则隐喻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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